今天，本律师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出庭代理了一起涉及男方自称无业并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涉外离婚案件。男方的卑劣行为最终被本离婚律师当场揭穿。

先来介绍一下案情：我的当事人郭女士（化名，被告，美籍华人）与张先生（化名，原告，中国籍）多年前登记结婚后共同前往美国工作和学习。期间郭女士加入美籍并生育两个女儿。由于夫妻感情不和，加之男方在美国工作不顺利，张先生于三年前回国并与郭女士分居至今。后因其技术才能而成为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年收入数百万元。虽然其职业收入可观，却向郭女士谎称自己始终无业，没有收入并拒绝支付两个年幼女儿的抚养费。

既然夫妻感情破裂，张先生索性委托律师向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提起了涉外离婚诉讼，并继续声称自己长期无业，甚至是身体不好，不能上班，只是偶尔和技术公司合作一些工作获取极少报酬以维持基本生活。其用意非常明显，即企图在离婚时隐瞒自己的巨额收入，并减少负担子女抚养费。为了维护自身及年幼女儿的合法权益，郭女士便委托本离婚律师作为代理人出庭应诉。

对于男方的行径，郭女士虽然知道全是谎言，却掌握的证据极少。因为她仅是听国内朋友说男方在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作，职务大概是新闻产品技术部助理总经理。而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很有可能会袒护男方而拒不配合本律师甚至是法院的调查。鉴于在最终离婚前有如此重要且艰巨的取证工作要完成，本婚姻律师制定的诉讼策略是：不同意男方提出的第一次离婚诉讼，拖延时间，并利用诉讼给本律师的调查提供方便。

首先，本律师从男方的社保记录入手，调查为其缴纳社保的单位名称。调查的结果是一家叫做“中智公司”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在为其办理社保手续。稍有人力资源经验的人应该知道，此类公司往往是受其他公司委托代办员工社保工作，以此收取报酬盈利，并非真实的用工单位。为此，本律师找到该企业，由于该企业并不愿意得罪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估计后者是中智公司的大客户），故而不愿意出具书面证明，仅口头告知本律师张先生的真正用人单位是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虽然调查线索中断，但坚定了本婚姻律师继续调查的决心。同时也提醒了本律师一点：男方委托其他公司办理社保说明其为离婚诉讼早已开始做准备。隐匿夫妻共同财产是必然的了。

经过考虑，本律师决定双管齐下：1、向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进行核实其与张先生的关系；2、向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调查男方的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这两个途径虽然经历了曲折，却最终揭穿了张先生自称长期无业无收入的谎言。

本律师持法院调查令来到位于海淀区银科大厦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后，一位男性工作人员接待了本律师。在本律师提供了男方的姓名、身份信息后，这位男性工作人员老练地说让本律师在接待室等一下，他要去登录公司电脑查询核实。然后转身出去，并特意关上了门（这一系列老练的动作和程式化的语言让本律师不禁认为这位工作人员很可能就在门外待了五分钟，根本没有配合调查的诚意）。果不其然，五分钟后这位工作人员推门进来说道：“我刚才在我们公司的电脑系统里查了，没有你说的这个人。如果是我们的员工，电脑里应该有。”

眼看这位工作人员只是在搪塞本律师，于是本律师与其商量道：“既然没有这个人，您就给我出具个书面证明吧，我好跟法官说这事儿。”

这位工作人员却说道：“这可不行，我们不能提供，腾讯公司是有制度的。而且司法查询要由法官而不是律师去深圳的腾讯总部（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找法务和人力资源办理。以前也有法院的来调查，他们都是委托深圳市南山区法院做协查的。”

鉴于这位工作人员的不配合态度，本律师向其普法估计也没什用。其实从民事法律资格主体上来讲：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与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是相互独立的不同主体。既然本律师持调查令调查的是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其便有义务配合调查，不能以公司内部规定来对抗符合法律规定的司法调查，这么做是违法的。

转身离开该公司后，本律师联系了审判法官，告知其公司拒绝律师调查，需要由法官亲自去。对此，法官倒是同意了。

此事暂按下不表，再来说说税务局调查的事儿。刚开始，本律师以男方的姓名与身份证号展开调查，税务局给出的结果只有男方数年前为数不多的几笔其他公司的纳税记录。凭本律师的经验认为：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全国知名的大企业，应该不敢在纳税问题上为张先生违法瞒报。那么为何男方有如此高的收入却没有纳税记录呢？本律师想到：公司可能会凭张先生的护照身份为其代缴个人所得税。

分析了原因后，本律师重新向法院提出调查申请。这次是海淀区人民法院的相关部门法官亲自前去调查的。果不其然一下子查出了男方数百万元的纳税收入记录。虽然如此，但那张调查结果报告单却出奇的混乱。原来，负责调查的法官将本案与其他案件合并调查，不仅里面有其他案件当事人的纳税记录，而且还遗漏了很多关键信息，比如纳税扣缴义务单位的名称个税收入类型。此时，男方及其律师也已获知了法院的调查结果并开始准备证据进行应对。

之所以出现上面的情况，是因为法院调查存在一个弊端——负责调查的法官并不了解案情，或者责任心不强，故而不能结合具体案情准确获取有用信息。既然如此，只有本律师亲自去找税务局了。经过一番交涉，税务局终于提供了包括男方上述几百万元纳税收入记录的“税款所属期起止”、“个税收入类型”、“收入额”、“扣缴义务人名称”等全部关键信息。其中“个税收入类型”赫然记载着“外籍人员正常工资薪金”，而“扣缴义务人名称”则是“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原来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张先生的中国护照将其申报为外籍员工，难怪凭身份证号查询不到。看来男方的确为了隐匿夫妻共同财产，损害郭女士及年幼的两个女儿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地下了大力气。

拿到了上述证据后，本律师并没有提前交给法院，而是打算让法官亲自去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做调查，并在男方对于法院调取的纳税混乱的记录做出解释后，本律师再出示该证据。做到一招制敌于死地，让其再无表演的机会。另外，也希望法院就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干扰司法调查的行径做出个处理。

今天该案继续开庭。和预料的一致，张先生及其代理律师拿出“武汉鲨鱼网络直播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市陆拾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具的两份证明。并当庭大言不惭地解释道：“关于纳税记录中的数百万元收入其实是之前与别人合作接下了“武汉鲨鱼网络直播技术有限公司”的一个活儿，然后转给了“北京市陆拾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去做。总报酬是数百万元，但其实自己只拿到了现金十万元。是由“武汉鲨鱼网络直播技术有限公司”全部以其名义代为报税。

对于男方的上述两份证据及解释，本律师仅简单地说了句“不认可，与事实不符”。这么说因为我现在不想立即揭穿，还想再听听法官去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调查结果。

接下来，法官当庭说明了其亲自去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调查结果。法官的遭遇与本律师几乎一致——工作人员先是宣称去公司的电脑系统核查，然后回来告知查无此人。同时告知法官按照公司规定应该去深圳总部调查。

“张某，你刚才说那些纳税记录的代扣单位是‘武汉鲨鱼网络直播技术有限公司’?”本律师向张先生问道。

“对，就是‘武汉鲨鱼网络直播技术有限公司’。”张先生回答道。

是时候亮明杀手锏了。本律师出示了税务局补充开具的纳税详情单后说道：“法官，我方现在想补充提交一份证据。我先说明一下该证据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这是一份张某以中国护照号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记录详单。之所以提交该证据，是因为你们法院之前调取的那份纳税单据太乱且缺乏关键信息。在我的这份证据中清楚地显示了张某的 ‘个税收入类型’是外籍人员正常工资薪金与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收入额’是数百万元、‘扣缴义务人名称’则是’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这份证据充分说明了张某不仅有稳定的工作，而且有至少数百万元的收入。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公正解决子女抚养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问题是法院的职责，故恳请法院再次向‘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调查其与张某的关系。并对男方做出不分或者少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

本律师接着说道：“鉴于男方在本次诉讼中恶意隐匿了巨额夫妻共同财产，企图损害女方及两个年幼女儿的合法权益。其行为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司法秩序与法院的威信，理应受到惩处。另外，法官您也被那家公司给欺骗了，那家公司也应该受到处罚。我听说本案双方在美国加州的法院也同时在进行离婚案件的审理，由于张某的不诚信行为已经被美国法院数次警告，甚至被罚款数千美金。我希望咱们中国的法院也能严格执法，依法处理张某，如此才能维护中国法院的尊严与司法制度的威信！”

面对如此明确有力的证据，对方律师皱起了眉头，而张某的脸色则都变了。任何辩解都变得苍白无力。连法官对此都深感意外，于是说道：“关于此事，我们合议庭会在庭后讨论做出决定。”

虽然当庭暂时没有个结果，但本律师对中国的法治是很有信心的，对于如此恶劣的干扰司法秩序、不诚信的行为如果不加处理，不一查到底的话，只会助长离婚诉讼中不良风气的蔓延，法院及司法制度的威信便有可能被逐渐消耗殆尽，最终不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